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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彼岸的美国今年大旱,其程度据称是1956年以来最厉害的一次,也可称得上是66年一遇了,受此影响,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人们已经隐约可以闻到了来年饮食乃至宏观经济出现通胀和动荡的味道了。

    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大旱下影响最直接也是最甚的产业必是农业,国际谷物协会已经大大调低了美国今年粮食产量,美国本土粮价上升已成事实,而美国的粮食市场与全球粮食市场紧密相连,无论是减少对全球市场的出口,还是因为可能的短缺而增加粮食进口,其结果都是会大大提高其他主要粮食消费国家或粮食进口国家的价格预期,有购买能力的地区将不得不增加粮食支出,而缺乏购买能力的地区则将出现饥荒或战乱,在大旱下,再加上经济的高度全球化,美国这个全球经济老大看来将再次成为下一轮世界经济动荡的发源地。

    因此,如果来年全球政治和经济果真出现新的动荡,我们看似是可以从这场不期而至的美国大旱中找到原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旱固然可以造成粮食减产,从而抬升粮价,输出通胀,但在大规模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浪潮的推进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利用,等粮食品种来发展生物质能,其实这无异于是另一场造成粮食减产的“大旱”,在某种程度上,当前或在不远将来所出现的世界粮食危机,一半来自天灾的“大旱”,而另一半则是出自人手的“粮食能源化”。

    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是由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教授(Colin A. Carter)和来自胡佛研究所的政策分析研究员(Henry I. Miller)共同完成,其中提到,以美国目前最主要的生物质能原料来源玉米为例,在美国当前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标准下,今年生产混合汽油所需要的玉米酒精达到了132亿加仑,折合成玉米本身为47亿蒲式耳,占到当年总产量的40%。那么再来看看今年大旱可能造成玉米减产规模,据国际谷物协会的估计,今年产量将从往常的138亿蒲式耳降至118亿蒲式耳,减少20亿蒲式耳,与投入到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规模相比,不到一半的数量。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大旱对玉米减产的影响来折算,生物质能的利用相当于造成了大于2场的人为“大旱”,如果再进一步计算这样的粮食能源化利用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我们就很难将全球粮食短缺仅仅归咎于天灾了。就此而言,“粮食能源化”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实则高于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大旱”本身。

    正是因为有这一个背景,因此,在上述提及的文章中,两位作者都在呼吁美国联邦环保署降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标准,也就是降低粮食燃料或生物质能在能源利用中的添加比例,以便可以释放出一定规模的“粮食”回归到人们餐桌上的粮食本身,不仅降低美国老百姓的粮食支出,也有利于世界粮价的稳定。据他们测算,如果环保署降低20%的生物质能利用比例,那么便可以减少利用10亿蒲式耳的玉米,相当于抵充半场“大旱”的影响。当然,这样一来,天平另外一端的能源市场就不可避免受到一些冲击。不过,在此次美国大旱的经历下,从长远来看,粮食能源化下发展生物质能无异于与民夺粮,同时还会受到气候的较大影响,其前景不容乐观。(作者李志青,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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